中国SCI论文，为何仅5%发在中国期刊上？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独立撰稿人

近日，国内有媒体公布了一组数据：2020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超过54万篇，但只有约5%发表在中国期刊上，剩下的都发表在国外期刊。该媒体忧虑中国期刊边缘化问题，邀请了很多科研工作者把脉下药。

美中不足的是，该媒体在整合采访内容时，将中文期刊、中国的英文SCI期刊和中文SCI期刊混为一谈。实际上，中国的英文SCI期刊目前蓬勃发展，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华人办的英文SCI期刊更是有很多早就扬名世界；此外，中文期刊和中文SCI期刊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不应该混为一谈。

未能及时市场化影响了中文顶尖期刊

在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前，除非是为了宣传，我国科学家很少把重要成果发表在国外的期刊上。一是当时的英文教育水平不高，用英文写作往往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把同样的数据和思路整理成文章。二是本国顶级学者发本国顶级期刊本来就顺理成章，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日本学者照样把发表在本国顶级期刊看得更加体面和荣誉。

中国学者的发表模式之前与各国是相似的，却在新世纪后来了个大转弯，无疑值得我们思考。媒体数据指出，2000年，中国学者的SCI论文仍有41%发表在中国SCI期刊上，20年后，这一数字不足5%。

中国中文期刊表现得也不好，2020年8月29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邀请科技界、出版界专家探讨中文期刊的发展问题。大会给出的数据是中国学者每100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文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文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

按理说，投稿中文期刊使用母语写作周期更短，版面费更低甚至不要版面费，而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更容易刊载，为何这么多学者还要舍近求远呢？

这就要说到自1999年开始的中国高校扩招了。短短20年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增加了九倍之多。庞大的本科生，又催生了硕士、博士的招生高潮。研究生的增多，使得中国产出的顶尖科研成果也成倍增加，同时高校也必须以论文发表为依据决定录用青年教师。

高校扩招以来毕业生人数变化

可是，当这些青年人才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时，却遇到了“关系稿”和“审稿慢”两块拦路石。

所谓的“关系稿”，就是享受特殊审稿待遇的论文稿。1996年期刊编辑方英文就表示“对于领导批来的稿子，原则上一律发表，不够发表水平的，要加工到发表水平，再加工也不行的，要认真地写封信，并征得领导同意，然后退还作者”。

新世纪的头十年，中文期刊的“关系”稿简直可以用泛滥成灾来形容。2000年，肖剑新教授就指出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为了“他们的毕业、学位”，不得不“炮制出了部分关系稿”。

与此同时，只要关系到位，“关系稿”的待遇可以好得难以想象。例如2020年，在《冰川冻土》发论文赞扬“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以及《银行家》主编的儿子从十岁起就在其父主编的学术期刊刊登散文诗歌。

核心期刊论文中赞美导师和师娘的图表

和“关系”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10年以前，没有“关系”的稿件审稿周期超过3个月是很正常的，甚至有个别极端案例审稿超过10个月并最终拒稿。由于研究生及年轻学者的考核周期通常只有3-5年，漫长的审稿周期和比例很大的“关系”稿使得他们不得不跨国发表论文。

与此同时，大学和相关部门的评价者，不可能对青年学者的投稿偏好及中文期刊的发表现实无动于衷，于是部分人干脆规定：只根据SCI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这些大学和机构的政策，又助长了SCI崇拜，进一步降低了中文高水平期刊的风评，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批评中文期刊的人，常常引用年轻学者的遭遇批评“关系”稿及审稿慢的问题。但这些只是表征，中文期刊的根本问题是在高校扩招引起的市场化的大潮中落伍了。

以“关系稿”为例，事实上，每个英文期刊的“关系稿”总数绝不比中文期刊少，甚至正因为“关系稿”的存在，才使得英文期刊更加繁荣。2020年，Janis Cloos通过走访和严谨的文献计量学研究，证明《欧洲经济学会杂志》和《应用计量经济学杂志》两本知名英文学术期刊中存在着地理偏袒，以及社会关系偏袒。

一本学术期刊在发行之初往往默默无闻，没有知名学者顶着考核压力，把自己很好的论文投向初创期刊，这些期刊不可能发展起来。那么当期刊打出名气后，期刊编辑投桃报李似乎无可厚非。

此外，勤于帮助期刊免费审稿的课题组与从不帮助期刊审稿的课题组，在录用条件上当然应该有所区别，因为审稿同样有助于学术繁荣，应该得到鼓励。

问题是，为什么英文期刊的“关系稿”没有成为一种障碍？

笔者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英文期刊从1990年代初期就进行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如：增加市场化主体办刊、减少刊物刊登稿件的限制、增加版面费、允许年轻的期刊进入高水平期刊目录、建立第三方的期刊监管机制等等。

而中文期刊则因市场化程度不足，面临更加严重的管理问题。在普遍吃财政饭的情况下，期刊因为害怕担责，没有动力增加论文版面。已有的论文版面往往还是只够二十几个大课题组发文使用，难怪会被人腹诽为“学阀俱乐部会刊”。

同样是因为财政化管理，不同期刊的经费差距拉不开，尤其是主编收入拉不开，也打击了办刊热情。同时，主编也没有动力拒绝领导批过来的稿子，导致“关系稿”居高不下。这种“关系”稿的作者往往不愿或者没有能力审稿，就造成了过去“审稿慢”的痼疾时常发作。由于很多实际的主编是轮替制，因而导致主编缺乏责任心，对办好学术期刊的责任感不强。

而英文期刊的市场化改革，保证了期刊主编与期刊利益的一致性，同时保证了办刊水平与办刊经费的一致性，从而使得“关系”稿的占比较小，同时保证了较快的审稿速度。

雪上加霜的是，中文学术期刊还缺乏严格的学术监督。

英文期刊常用的SCIE数据库虽然是商业机构搞的，也存在私相授受的现象，但大体尊重了“庸者下，能者上”的规则。2019年11月，牛顿曾经发表过的《皇家学会哲学会刊:B》因论文自引率较高被移出了SCIE期刊数据库，显示出SCIE的操盘者“科睿唯安”维护学术伦理的决心。

“中文核心期刊”的考评机构是彻底非营利性的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然而在中文期刊地位实际上“世袭罔替”的情况下，除了公开化的学术不端或严重人浮于事，极少有选入“中文核心期刊”的学术期刊被除名的情况。

有鉴于此，国家实际已将重要中文期刊的审核权下放到各个大学。在实践中，各个大学往往把自己选出的重要期刊参照SCI论文进行分区管理。这无疑繁荣了中文学术，但存在各校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因此，短期内中文期刊对年轻学者的吸引力还是会弱于英文期刊。

做好宣传才能打响中国期刊

截至2021年，根据中国科协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1）》，中国的SCI科技期刊有213种（JCR认为同年中国的SCI期刊有251种，可能是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在《蓝皮书》的发布会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指出：“与中国作者发文规模相比，中国SCI收录科技期刊的发文量远不能满足现实发文需求。”

笔者对这些中国SCI期刊进行了粗略的调查，其中大约只有12种期刊使用的是中文或者中英文并行，还有9种期刊存疑。在调查中，笔者还发现中文期刊存在被SCI收录后，转为全英文或者大面积英文发行的情况。可见，中国SCI期刊是在中文期刊满足不了中国研究者学术交流的情况下才批量产生，并蓬勃发展的。

这些中国期刊为了尽快融入SCI体系，在办刊思路和风格上，基本就是国外期刊的“克隆”产品，因此也在学术圈产生了很多笑话，例如：某人投稿某杂志多年，并一直使用美元支付版面费，某次学术会议碰到了经常发送邮件的主编，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是一本中国SCI期刊。

中国影响因子最高的SCI期刊《Cell Research》首页

中国SCI期刊的成功说明了市场化办刊的可能性。根据《蓝皮书》中的数据，中国SCI期刊中有编制的办刊人员仍然达到65%以上，但已经解决了传统中文期刊“关系”稿不正常偏多的问题，得到了JCR和其他国际学术监督组织的积极评价。

但哪怕国际化到“安能辨我是雌雄”的地步，中国SCI论文还是满足不了中国学者的发稿需求。这一方面是中国SCI期刊发展的基础差，高速发展还是在近十年，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SCI期刊在宣发方面相对来说做得不好。

强调学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不是也要重视科学传播？很多普通人都知道NATURE、SCIENCE、CELL（细胞学）、LANCET（柳叶刀）是世界知名学术期刊，但是有几个人能说出四五个中国顶级学术期刊？

以前面提到的期刊《Cell Research》为例，2022年其影响因子高达46.297，不仅在中国SCI期刊中排名第一，在全世界也是位列前茅，至少远远超过美国老牌学术期刊《Cell》在2012年的影响因子。但《Cell Research》是否真的比2012年的《Cell》影响大呢？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

事实上，中文期刊和中国期刊在小同行之外的影响力一直偏小，登载在中国期刊的研究传播力有限。

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屠呦呦等关于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当时发表于中国最好的学术期刊《科学通报》上。过去很多年下载量寥寥无几，直到屠呦呦获评诺贝尔奖之后，下载量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青蒿素论文即使是2020年时下载量也不高，而且引用/下载比高的惊人，说明主要是同行在阅读下载

而中国学者将屠呦呦的发现转载到国外期刊并进行综述后，引发了国外学者的讨论和热议，并从各个角度评价青蒿素的价值，最终成为促使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因素。

后来《科学通报》做了很大的转型和努力，宣发了很多中国科学家的独特研究以及科技改变中国产业的案例。尽管其影响因子不是最高的，但《科学通报（英文版）》依然是目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

哪怕是今天学术水平非常高、在中国期刊中又非常注重宣传的《科学通报》，在非基础科学研究者中的知名度依然相当低，其他的刊物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从宣传自己的科学成果的角度，我们不能苛责那些更愿意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

重新确定科研坐标高瞻远瞩

9月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会后，很多关注者对新型科技攻关举国体制充满了憧憬，认为想要建立新的体制必须解决科研组织形式陈旧、科研项目申请和使用不规范、院士脱离科学内涵、少数人垄断学术资源等问题。

笔者认为，这可能将中央的思考和部署想小了。正如“关系”稿多只是中文期刊问题的表征，登载数量不足、审稿力量缺乏，无法应对“井喷”式的需求（即市场化程度低）才是真正的症结。中国科研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问题，根源在于科研坐标的缺乏，从而无法对科研成果的价值进行高效的早期评判。

毫无疑问，高等教育的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所谓的民办高校，财政拨款多年平均也在90%以上。像这样无需自养的系统，如果缺少了外部参照，很容易丧失改革的动力。

正是首先有了“三通一达”和顺丰京东等快递公司，邮政快递的寄送速度才有一个很大的提高。马斯克的Space X也促进世界各国航天机构加快了商用火箭技术的研发。

SpaceX的猎鹰9号在近期的一次回收

中国科研界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企业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与高校哪怕在应用科学领域展开旗鼓相当的全面竞争。

因此在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后，中国学者是自己制订指标，在一个系统内部进行互相竞争，进而导致庞大的科研投资，既没有理想地推动产业升级，也没有真正解决顶级科学问题。

SCI指标可以解决公平问题，但SCI解决不了价值问题。正如著名科普作者袁岚峰的文章指出：“越大的科技创新，越不容易短期内获得大家的认可，这样的文章在引用上非常吃亏。”

从1999年到2020年，中国学者发表的SCI文章总数提高了30倍，但是产业价值是不是也增加了30倍？近年来，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充分发挥科技投资的价值。

因此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提出一种新的科研价值坐标，不能让攻关“卡脖子”和重大应用问题的工作者吃亏，还要更多地鼓励科研人员思考真正接地气的问题。有了这样一个坐标和价值判断，中国科研、中国期刊遇到的问题，才算真正步入了解决的快车道。

      

中国学者的 SCI，仅不到 5% 发表在国产期刊上

8 月 25 日，在第十七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由中国科协主编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1）》发布。其中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 SCI 期刊发表论文数占全球 SCI 论文总数的 1.45%，而同期中国研究者发表的 SCI 论文数占全球 SCI 论文总数的比例达到 25.85%；这一年，中国研究者共发表 SCI 论文 549845 篇，其中发表在中国 SCI 期刊上的只有 25766 篇，仅占 4.69 %。从各学科的统计情况来看，2020 年中国 SCI 期刊发文量占各学科全球论文数的比例均不足 5%。其中占比较高的 5 个学科依次为“物理学”（4.15%）、“地学”（3.90%）、“材料科学”（3.11%）、“化学”（2.56%）和“数学”（1.72%）。在物理、地学两个学科中，中国研究者在中国 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占中国研究者全球发文量的比例超过 10%，分别为 11.99% 和 10.16%。

从影响力来看，2020 年，中国研究者发表的 SCI 论文总被引频次占全球论文总被引频次的 32.98%，而中国 SCI 期刊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仅占全球的 1.71%。中国 SCI 期刊还尚无法匹配中国研究者的产出。目前已有许多中国科技期刊在开放科学领域上努力扩大影响力、增强服务能力，或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科技期刊的未来发展。（中国科协）

作者 | 卜叶

● 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位列世界第二，但超90%发表在国外期刊；

● 中国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提高，但很多中文期刊获差评；

● 对比国际期刊的“秒回”，一些中文期刊的审稿时间长达9个月；

● 对比国际期刊全文刊载，不少中文期刊吝啬地将篇幅限制在8页；

● 对比国际期刊的专家审稿，很多中文期刊审稿人将审稿权给了在校生。

学术界不投中文期刊的原因是什么？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最近再次出现在某知识问答平台热榜。短短两周，便吸引了180个回答，浏览量超过34万。

中文期刊到底差在哪？面对逐渐边缘化的态势，如何摸清定位实现破局？

8月29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邀请科技界、出版界专家，就中文期刊如何回归正途展开了激辩。

超9成SCI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

问：中国期刊的生存现状是什么？

▲ 任胜利（《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

2019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超过50万篇，位列世界第二。2000年，中国SCI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贡献是41%，到2018年下降到7.4%。

也就是说，100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国期刊上，另93篇都发在国外期刊上。

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国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国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9000多种SCI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241种。

科研成果不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很难让广大中国科研工作者知晓，促进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中文期刊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不言而喻。

中文期刊的现状是小、散、弱，同质化明显。

小即规模小，一本期刊大约发200篇文章；散即分布散，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只有1.16种期刊；弱即影响力弱，大多出版单位只有一种期刊，很难做大做强。

同质化非常严重，缺乏学科分布、学术定位的考虑。大学学报中，以大学学院命名的有519种，约占中文期刊的12%，而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的，很难体现特色。

从影响因子看，中国SCI期刊影响因子的上升幅度远远高于国际总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影响因子只代表平均论文引用，部分中国期刊为了追求影响因子的提升，大大缩减了刊登论文的总数量，减少分母大小而博取高分。

一般来说，期刊影响因子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论文数也在增加，但上述部分中国期刊为了把影响因子做高而不断减少分母，这种做法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而，中国期刊的总被引与国际总体差距依然很大。

综上所述，中国期刊面临质量不高、评价导向导致缺乏优秀稿源、学术定位不够明晰等核心问题。

问：如何看待“差评”中文期刊的现象？

▲ 崔鹏（清华大学副教授）：

差评中文期刊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科技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的顶级成果一般不会考虑投稿到中文期刊。

以计算机领域举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术话语权不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发论文实际上希望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学术共同体是分层次的，有些是引领性的，有些是跟随性的。引领性的不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国外期刊就是最好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某些领域的中文期刊没搞好的客观原因是，我们的科技发达程度不足以支撑打造一本该领域的一流国际期刊。

二是，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要受到国际同行认可，需要国际舞台交流学术进展。

▲ 包云岗（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

学术发表只是整个科研活动中一个环节，现在都盯着为什么差评中文期刊这件事，其实大可不必。

很多时候整个链条尚未完全运转起来的情况下，仅仅看一个环节未免偏颇，因此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中文期刊上。

计算机领域，很多顶级会议获得认可，一定程度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源头就在会议上，或者来自某一个期刊，学术界与期刊、会议的互动经形成正向循环。

如果哪一天中国的需求走在世界前沿，又能够在国内找到技术方案，那这些技术来自哪里，哪里就会形成新的舆论阵地。

问：绝大部分优秀论文流向国外，中国是否是学术全球化的受害者？

▲ 崔鹏：

学术全球化，中国到底是收益者还是受害者，学术界一直在讨论。

国际期刊向中国开放，是把中国学者逼到国际舞台，逼到国际学术圈，中国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假如现在贸然禁止所有论文发表到国外，那就是变相加速了外界对中国的学术封锁。

定位不清是中文期刊发展的拦路虎

问：如何解决部分中国办的英文期刊，既不受中文期刊的待见，在国际上竞争也很尴尬的问题？

▲ 王静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定位不清晰是影响中文期刊发展的关键。语言是中文期刊国际化传播的劣势，大多数欧美一流学者是不懂中文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期刊的读者群体就被限制在中国。那么就必须考虑，中国的读者群体需要什么。如果不想清楚这个问题，找不准市场定位，片面办中文期刊的英文版，是无法提升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的。

▲ 高志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尽管可能95%的中文期刊很差，还有5%的中文期刊比较好，比如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自动化学报、通信学报等，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看还是认可的。

▲ 李季萌（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

中文期刊应该向期刊集群发展成熟的出版商学习经验，比如期刊定位。一本好的期刊首先需要做完善的市场需求分析，同时精准定位，不一定所有的期刊都要以发展成顶级期刊为目标。

成功的期刊离不开一个尽职的、活跃的编辑团队。另外，要有强大的内容推广平台来增加可见性，同时在期刊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用户体验。

▲ 李浥东（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中文期刊到底服务于国内学术界的哪些人呢？如果一开始就把中文科技期刊跟国际顶刊相比，那是不现实的。

所有的期刊，都是随着研究成果而来。国内绝大多数前沿研究成果的学者都是英文体系培养出来的，几乎无一例外。

让学者再去花时间，写一个很好的中文文章，这是对科技资源的浪费。所以中文期刊的定位最重要。只有定位精准，服务好目标人群，中文期刊才有可能提升影响力。

问：有的中文期刊审稿需要9个月，如何破解？

▲ 鹿泽光（中科国鼎数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计算机领域的中文期刊编辑很难找，基本上CCF的15本会刊全都缺编辑。

▲ 李季萌：

爱思唯尔的计算机期刊集群在亚洲有700多个编辑，这个数量显然无法满足目前的需要。所以这也说明我们需更加紧密地跟亚洲科研工作者联系起来。

目前，亚太学者在期刊出版中的话语权还是不够强，所以我们也是想跟学术界一起探讨，怎么增加亚洲学者在期刊领域的话语权。

▲ 任胜利：

国际上有像Nature、Science、Cell这样有专职编辑的高端期刊，但更多的还是Springer—Nature、Elsevier等大型出版社主办的以编委会力量为主的学术期刊，充分依靠编委初筛稿件或邀请审稿人等办法解决审稿这一难题。

对中文期刊来说，我觉得也要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发挥专家办刊的优势。

问：中文期刊收版权费，因而限制了版面。一般投稿到中文期刊的论文不能超过8页，导致很多论文虎头蛇尾，是这样吗？

▲ 任胜利：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实际上，对论文篇幅和参考文献的限制也是部分期刊编辑的人为规定。有关期刊总页数也是可以弹性的，在上报期刊主管部门和邮局发行时可适当放宽某一期的页数，出版时尽量不超过上报的页数就可以。

问：中文期刊发展空间有多大？

▲ 任胜利：

2019年我们曾做过问卷调查，从反馈发现，94%的科研工作者认为需要中文期刊，同时对中文期刊的未来表示忧虑。

如果认为中文期刊做得不好，差评中文期刊，那么科研工作者的投稿意愿就会降低，造成恶性循环。但是，95%的科研工作者愿意为中文期刊做贡献，就是说中文期刊还是有潜力，可以发展好的。

▲ 李季萌：

计算机领域出版量位居前四的出版商，IEEE、 Springer-Nature、ACM和爱思唯尔论文数量加在一起，也只占了整个英文学术论文市场的1/3，其他2/3由其他出版商或出版形式占据。

从这个角度看，计算机领域并不是一个垄断的出版市场，反而是一个百花齐放，极具活力的市场，中文期刊仍有很多机会。

抓住本土学者以破局

问：中文期刊如何把学术界拉回来，建立学术声誉？

▲ 邬明权（中科院遥感所副研究员）：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学者不去发中文期刊，首先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学生毕业要求发SCI，所以所有人都去发SCI，而不是去发中文期刊。

学术界不发中文期刊，不是因为中文期刊不好，而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

▲ 罗训（天津理工大学教授）：

一个期刊的水平跟一个期刊的学术志愿者水平直接相关，但是学术志愿者精神现在在国内学术圈是欠缺的。有的导师会把期刊论文交给学生去审，是因为他们觉得审稿浪费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审稿质量难以保证。

而事实上，学术的互相评议，前人不传帮带，后人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升。前人不对期刊把关，谁又能当好期刊的守门人呢？

▲ 李季萌：

中国学者一年发表很多文章，发表一篇文章背后有很多学者和出版从业者的参与和支持。要保持科研平衡，就需要大量学者贡献时间、精力。从这一点来讲，对比发表论文的数量，亚洲学者的贡献程度还明显不够。

▲ 王静远：

ACM、IEEE会议办得好，就是抓住了学术共同体。中文期刊如果想要办好，办成顶级，一定要抓住本土学者，发动一群学术志愿者来审稿这一点很重要。

问：具体如何操作？

▲ 任胜利：

应该说中文期刊在学术成果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是十分重要的。

很多中文期刊的作者以研究生为主，也有期刊编辑或编委调侃中文期刊就是研究生的“作业本”，也就是说研究生最初的几篇文章都是通过审稿人的审稿、把关后在中文期刊发表的。

这个过程对于提升学生对研究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研究素养是很有帮助的。所谓的研究能力培养，写文章和修改文章应该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

建议青年科学家更多、更早地参与到中文期刊的建设中，如建立青年编委会或青年审稿人制度，让年轻有为的学者先参与进来，做期刊的审稿工作，提升中文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以获得广大科研人员和学生的认可。

▲ 崔鹏：

每年有大量优秀年轻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这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是利好的。

希望在后续科技期刊发展和建设方面，能够更大程度引入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呼吁国家做相应的政策调整，更好地运营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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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1）

“与中国作者发文规模相比，中国SCI收录科技期刊（以下简称中国SCI期刊）的发文量远不能满足现实发文需求。”

8月25日，由中国科协主编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1）》（以下简称《蓝皮书（2021）》）在第十七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发布。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杨卫在发布环节，着重提到了上述现状。

基于InCites数据库（数据截至2021年5月31日），《蓝皮书（2021）》统计显示，2020年中国SCI期刊发表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1.45%，而同期中国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达到25.85%；这一年，中国作者共发表SCI论文549845篇，其中发表在中国SCI期刊上的只有25766篇，仅占4.69%。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1）》

中国作者呼唤更多中国SCI期刊

中国被SCI收录的科技期刊数量为213种。尽管与中国作者发文规模相比，中国SCI期刊的发文量远不能满足现实发文需求，但中国作者仍贡献了中国SCI期刊83.81%的论文。

据《蓝皮书（2021）》显示，从各学科的统计情况来看，2020年中国SCI期刊发文量占本学科全球论文数比例均不足5%。其中占比较高的5个学科依次为“物理学”(4.15%)、“地学”(3.90%)、“材料科学”(3.11%)、“化学”(2.56%)和“数学”(1.72%)。

此外，中国作者发表论文数较多的学科，并不同时体现在更多发表在中国SCI期刊上。2020年，中国作者发表论文数占全球该学科论文数比例超过30%的学科有6个，但对比相应学科在中国科技期刊发文情况，只有材料科学、化学、地学3个学科的期刊发文占比超过2%，“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技术”期刊发文比例相对偏低，分别为0.81%、1.43%和1.44%。

物理学、地学两个学科的中国作者更青睐于在中国SCI期刊上投稿。据统计，这两个学科的中国作者在中国SCI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占中国作者全球发文量的比例超过10.00%，分别为11.99%和10.16%。同时，有9个学科的中国SCI期刊高度依赖中国作者发文（占比超85%）。

从影响力来看，中国SCI期刊还尚不能匹配中国作者的产出。

2020年，中国SCI期刊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总和为86574次，占同期全球论文总被引频次(5074169次)的1.71%；而中国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总被引频次（1673298次）占全球论文总被引频次的32.98%。高被引论文数方面，2020年，中国SCI期刊高被引论文数为444篇，仅占同期全球高被引论文数(21264篇)的2.09%；而同期中国作者发表高被引论文总数为7920篇，占全球高被引论文数的37.25%。

中国科技期刊呈现五大特征

《蓝皮书（2021）》显示，基于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全国期刊年检数据，截至2020年底中国科技期刊总量为4963种。总体呈现 5 大特征：

其一，我国各地区出版科技期刊数量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居前五位的省区市出版科技期刊占总量的一半以上(53.47%)，依次为北京(1629种，32.82%)、上海(355种，7.15%)、江苏(254种，5.12%)、湖北和四川(均为208种，4.19%)。

其二，出版周期以双月刊(1941种，39.11%)和月刊(1804种，36.35%)为主，约占总量的3/4。

其三，文种分布以中文科技期刊占绝大多数(4404种，88.74%)，英文科技期刊375种(7.56%)，中英文科技期刊184种(3.71%)。

其四，学科分布中基础科学类期刊1558种(31.39%)，技术科学类期刊2259种(45.52%)，医药卫生类期刊1146种(23.09%)。

其五，我国科技期刊整体定价相对偏低，尤其是中文科技期刊。我国科技期刊平均单价为29.01元。

这些机构更“挺”国内期刊

《蓝皮书（2021）》以中国SCI期刊TOP50发文机构为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分析显示，2020年，在中国SCI期刊发文数量最多的10个机构依次为中国科学院(5217篇)、中国科学院大学(2364篇)、清华大学(909篇)、北京大学(803篇)、浙江大学(794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736篇)、上海交通大学(652篇)、中南大学(536篇)、复旦大学(522篇)和中山大学(487篇)。

TOP50机构在中国SCI期刊发文数占该机构全部SCI论文数比例最高的10个机构依次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12.58%)、中国科学院大学(9.86%)、国防科技大学(8.77%)、中国科学院(8.62%)、北京科技大学(8.62%)、中国海洋大学(8.29%)、中国科学技术大学(8.29%)、东北大学(7.52%)、中国石油大学(7.21%)和清华大学(7.21%)。

同时，在中国SCI期刊发文数占该机构全部SCI论文数比例最低的10个机构依次为山东大学(3.04%)、西安交通大学(3.13%)、同济大学(3.41%)、东南大学(3.66%)、电子科技大学(3.82%)、华南理工大学(3.85%)、首都医科大学(3.86%)、中山大学(3.86%)、四川大学(3.92%)和上海交通大学(4.06%)。

中国科技期刊“收支相当”

《蓝皮书（2021）》从参加2020年检的4931种科技期刊统计显示，我国科技期刊从业人员总数为37295人。其中北京从业人员数量最多，为13723人，占从业总人数的36.8%。

这些人员身份以在编人员为主(65.63%)，人员构成以采编人员为主(58.22%)，学历分布以本科学历为主(45.07%)。不过，英文科技期刊以博士研究生(34.55%)和硕士研究生(43.56%)为主，职称分布为中级占27.79%、副高占22.24%、正高占18.77%。

办刊经费支持方面，《蓝皮书（2021）》显示，少量科技期刊获得主管单位的经费支持，半数科技期刊获得主办单位的经费支持，主管和主办单位的支持力度大多在每年30万元以内。获得国家级专项经费支持的科技期刊数量占比为4.43%，单刊支持力度多在40万-50万元(不含)区间。获得行业专业级专项经费和地方专项经费支持的科技期刊数量占比分别为1.34%和2.19%，单刊支持力度多在10万元以下。

科技期刊经营方面，我国55.11%的科技期刊期发行量在1500册以下。

60%以上的科技期刊开展广告经营活动，年广告经营收入在20万元以内的占有广告收入期刊的49.9%。我国科技期刊年版权收入大多在5万元以内，大多没有海外出版收入。仅有10.78%的科技期刊有项目活动收入，年活动收入在30万元以内的占有项目活动收入期刊的50.40%。

总收入方面，年总收入在60万元(不含)以下的期刊占50.35%；年总收入在100万元及以上的期刊占32.98%。

总支出方面，年总支出在60万元(不含)以下的期刊占46.88%；年总支出在100万元及以上的期刊占32.79%。

中国科技期刊正朝向开放科学转型

《蓝皮书（2021）》主题为“开放科学环境下的学术出版”。在发布中，杨卫指出，开放科学必将成为我国科技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杨卫表示，开放科学运动推动了学术出版生态的变革与重塑。他介绍说，目前学术出版生态正面临三大变革：学术出版从纸质出版到电子出版的变革，目前这一进程已完成了超过90%；从订阅制到开放获取的变革，这一变革正在进行中，已进行了超1/3；从内容到知识服务的变革，目前这一变革刚刚开始。

目前，中国科技期刊正朝向开放科学转型。《蓝皮书（2021）》显示，已有许多科技期刊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开放获取期刊，也有许多科技期刊通过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在开放科学领域扩大影响力、增强服务能力。

杨卫同时指出，中国科技期刊能够为世界开放科学作出贡献。当前，中国开放获取出版的发展与世界同步，特别是在论文开放出版和期刊向开放获取转型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并成为未来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

第十五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现场 撰文 | 叶水送责编 | 陈晓雪 ●　●　●
9月底，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的第十五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有专家建议鉴于国内好论文流失国外学术期刊问题严重，未来探索将论文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作为考核指标（无论是国内的中英文学术期刊）。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此次论坛大多数参会者是国内学术期刊的办刊人或编辑。近年来，在国外大型学术期刊集团的强势竞争下，国内学术期刊处于明显弱势的位置，心中由此埋下了不少积怨。此刻似乎扬眉吐气了一番。 每年中国大约发表30多万篇英文学术论文，其中约90%以上的论文发表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面对优秀科研论文的外流，与会的专家虽心怀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国内学术期刊小而散，影响力不够，连“自己人”也看不上。 此次论坛召开前，也就是9月19日，中国科协、教育部和科技部等7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旨在打造来自中国的世界一流期刊，其资助力度之大史无前例。论坛上与会者热情高涨，似乎迈向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已指日可待。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还隔着数重大山。未来将会如何，仍充满未知以及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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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困难重重

上世纪90年代左右，跨国出版集团纷纷进入中国，将中国视为 “最后可以分享的蛋糕”。这些出版集团旗下拥有的学术期刊基本上也是在这一时间、以座上宾的身份来到国内。彼时，国内学者发在顶尖期刊上（以 CNS 为代表的高水平期刊）论文的几率几乎为零。 20多年过去了，随着中国持续不断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情况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学术论文发表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且每年以10%以上的增幅快速增长，仅在2018年一年，中国发在顶尖学术期刊的论文就超过了100篇，成为贡献高水平论文最多的国家之一。 然而当年被请到国内的著名学术期刊和出版集团如今变成了 “狼”，它们是国内学术论文发表市场的超级玩家，在这一广阔的市场里纵横捭阖，留给中国本土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


2004年，在首届期刊发展论坛上，国内期刊从业者的“反思”，图片截自人民网 事实上，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困境很早就被国内专家指出来。15年前。也就是在2004年的首届期刊发展论坛上，就有专家指出学术期刊的 “集约化管理” 和 “集团化经营” 是未来发展之路。“人民网” 的一篇文章记载当时的建议， “我国科技期刊亟待走出体制束缚的制约，集中优势兵力，走国际化道路，实现科技期刊新的辉煌”。 然而15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停滞在不停地反思中国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上，而鲜有改革的行动。 目前，中国大约拥有5000本学术期刊，其中大多数为中文期刊，英文学术期刊大约有300余种，入选 SCI 的期刊仅约200种，而全球大约有9000种 SCI 期刊，只占2%。而每年中国学者为全球贡献约20%的学术论文。 事实上，中国的学术期刊不仅规模小，还很分散。目前，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术出版集群有浙江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但同跨国出版集团相比，这三家出版社的学术期刊集群和规模仍旧很小，国内这几家大的学术出版社最多也只有10到20余本的学术期刊。 相比中国的英文期刊，中文期刊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多。“当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学术期刊，也没有大的期刊出版机构，国内一些单位主动来办一些中文期刊，满足了学术交流的需求，这也是当时分散办刊的客观情况”。中国激光杂志社总编辑王晓峰对笔者表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期刊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转变。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主题展序言 国内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也有限。根据2018年的一篇论文统计，中国学术期刊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7本增长至2013年的8000多本，在数量上已十分可观，然而85%的期刊平均影响因子都在1以下。 虽然近几年中国出现了数本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但它们基本是 “借船出海” 的产物，如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同牛津大学出版集团合作，Cell Research 和 Nano Research 同 Springer Nature 进行合作，而且它们的规模都相当小。如果没有这些 “大船”，其影响力将会如何？很难判断。 这种模式赢得了国内众多英文期刊的欢迎，目前约有75%的国内英文科技期刊都是采用 “借船出海” 的策略，通过与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的合作，从而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这种合作中，跨国出版集团向中国学术期刊索要价格不菲的“船票费”，即合作费用，甚至有不少跨国出版集团以此来作为营收的增长点。 为何中国要矢志不渝地创建一流的学术发表平台？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它们并非单纯的学术平台，而是 “掌握学术创新的发言权” 关键所在。 虽然近几年国内学术期刊有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其国际学术话语权仍旧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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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刊迎来史上最大利好？

如今，情况可能会有所转机。 从2018年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到最近的由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和科技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国内相关部门着力打造一流学术期刊的决心。 “我觉得这几年变化非常大，从学术群体到相关管理部门都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也进行了一些调研和投入，特别是针对英文期刊方面。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明显加速了中国英文期刊的发展，催生了一批高水平英文期刊，同时原有的很多期刊也通过一些项目资助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 王晓峰表示。 而卓越行动方案资助的力度更大，该方案 “旨在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支持体系，聚焦优先领域”，打造国内一流的学术期刊。方案设计了7个子项目，共涉及约近300个项目，以5年为周期进行滚动资助，每个项目每年资助力度从50万至600万不等。 除了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大力扶持国内的学术期刊，部分地区也出台政策大力资助学术期刊的发展，如上海出台“高校学术期刊支持计划”，促进不同类型高校学术期刊分类发展，全面提升上海高校学术期刊整体水平。 目前，国内少数几个出版机构已经初步建成了自已的英文出版平台，如王晓峰所在的机构——中国激光杂志社，最近建成了 CLP Publishing，该平台集成了中国绝大多数的英文光学期刊，向国际化跨出了一步。 近些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迎来一波浪潮，中国也在这一领域集聚了大量人才。如果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新型的论文发表平台，将会有助于期刊的影响力和用户体验。除此之外，国内也有不少拥有国际视野和出版理念的人才。 总之，此次卓越行动方案的推出，对国内学术期刊将是一次历史发展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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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之路”或许不能仅靠资金

不过有业内专家对这一做法表示质疑。“在全球，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学术期刊有如此之大的国家投入。”一位来自跨国出版服务集团高管表示。 目前，这个领域的几家超级玩家都是长期在市场的刀光剑影中逐渐壮大起来，走向世界，来到中国。是利用重金扶持国内学术期刊，还是取消对学术出版监管的束缚，放开市场，自由竞争，更行之有效？很多从业者心中已有答案。 中国学术出版领域的现状是，一边是雄心勃勃的计划，一边是令人棘手的现实问题，如编制、待遇以及人才流失等问题。 在此次论坛上，国内一著名高校校长表示，将进一步缩减学校学报的编制。在他看来，一个人就足以胜任整个学校学报日常的编辑工作。国内不少学报经常被主管部门踢来踢去，它们是一个被边缘化的部门。 “就我了解，国内很多期刊是孤军奋战，甚至一个单位的几本期刊，大家也是各干各的，如果体制和机制没有改变的话，十年以后可能还是这样。”王晓峰表示，“事实是，同类期刊联合实现集群化办刊，或期刊跨学科成立高水平期刊联盟，也将有助于中国科技期刊的快速发展”。 另外，国内期刊杂志编辑的薪水普遍比较低。他们虽然抱有理想和信念，但在现实中往往是单兵作战，孤立无援，空有一腔热情。如果是在跨国学术出版集团工作，不仅拥有更好的待遇、工作环境、发展空间，还可以通过不同的部门协作，学习到更多的行业知识和国际经验，这也造成了国内学术期刊留不住优秀的人才。 由此可见，国内要想在学术出版领域迎来突破，可能不仅仅是需要庞大的经费刺激，同时还需要打破固有体制，做出变革。 数年前，国内新药研究还是一个各方不敢轻易触碰的领域。最近几年，国家药监局及相关部门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淘汰落后企业，融入国际竞争，引入世界标准，创新药的研发环境基本建成。中国新药研发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创业人才和创新企业。国内学术期刊若能做出魄力的改革，或许才有可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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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学术出版的星星之火

最近，笔者同国内一位创业型公司的出版同仁齐侃（化名）聊天，他从事学术出版有10余年，对国内学术出版现状充满悲观态度。在他看来，仅从学术出版理念来看，国内就与欧洲、美国的同行相去甚远，更不用说项目的落地，如开放获取、预印本、论文发表后评论等学术交流方式，国内都是在效仿国外的做法。 2018年，齐侃代理了一家国外不知名、但出版理念前卫的平台。由于影响力有限，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内学者在该平台投稿的数量只有个位数，但他没有放弃，抓住每一个机会让投稿者更好地了解该平台。 在笔者看来，它们的力量虽然微小，鲜有获得来自官方项目的支持，但它凭借自己的市场运作、时刻关注科学家的需求，也许未来会是国内学术出版的星星之火。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像齐侃这样在国内学术出版领域耕耘的年轻人并非少数，很多人在跨国出版集团经过长年的工作和训练，已有相当的国际视野，如果有适当的土壤和空间予以施展，未来发展不可估量。

参考资料1.中国为何没有《科学》我科技期刊受内外夹击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14677/14737/22036/2772314.html2.海外出版商10年入华史http://bnup.com/news.php?id=41163.Wang  YD, etal. Growth and quality of Chinese journals from 1949 to 2013. The Associationof Learned & Professional Society Publishers. 2018. DOI:10.1002/leap.1162. 4.中国科技期刊 | 造船出海势在必行http://www.editorhome.cn/reading/20413/9753552e-8f22-474e-95c6-f0578349bc0a.aspx5.“登峰计划”：把中国科技期刊推向世界之巅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7-05/17/content_369503.htm?div=-16.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9）. 科学出版社. 2019.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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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写的好论文，大多发表在国外的期刊上？

作者：孙珩
来源：青塔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如果将SCI收录与否算作是评判一篇科技论文好坏的及格线，那么2018年，世界上有超过1/5的“好论文”都来自中国。根据SCI数据库的统计数据，2018年世界科技论文总数为206.97万篇，其中有20.20%来自中国，中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占比仅次于美国，连续10年排在世界第2位。2018年，中国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共发表SCI论文41.82万篇，相比2017年增长5.7万篇，增长率15.78%，是世界SCI论文总量6.8%增速的2.3倍。

然而，这些来自中国的好文章，却大多发表在了国外的期刊上。▎流失率：88%2018年1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其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中，统计了世界上14个论文产出大国SCI论文的流入和流出情况。将各个国家所属的SCI期刊上所刊登的论文数和该国作者产出的全部SCI论文数进行对比可以看出，14个国家中，只有荷兰、英国、美国3个国家SCI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超过本国学者发表论文数量，其中，荷兰期刊论文数是学者产出论文数量的3.79倍。也就是说，除这3个国家属于论文流入国家外，其余11个国家的论文，都在向外流失。而中国也是14个论文产出大国中，流失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葡萄牙。在中国，国内SCI期刊刊载论文数仅为中国学者发表论文数量的0.12倍，也即中国至少有88%的SCI文章流向国外期刊。

不仅如此，中国作者在中国SCI期刊所发论文的影响力仅为5.63，远远低于中国作者全部SCI文章的影响力（9.27）。也就是说，我们大量外流的是优秀论文。那么中国人写的好论文，为什么不投在中国的期刊上？▎良性循环发论文，是为了什么？如果在现在的大学校园里这样提问，得到的大部分回答都应该是：评职称。这显然不是发表学术论文的本意。然而在大学现行的评价体系之下，这也的确是学者们的无奈之举。学者们也是人，是人总要生活，要生活就要钱，要钱就要评职称，评职称就要发论文，而且要发SCI论文和影响因子高的论文。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国内的期刊并不是学者不想投，而是期刊自己不争气，学者们也只能“恨铁不成钢”。根据JCR数据库2018年的统计数据，2017年SCI收录期刊数最多的国家为美国，有2992种；其次为被收录1886种期刊的英国。中国大约排在第5位，SC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仅有大约200种。而排在第4位的德国被收录期刊数量，是中国的3倍。

SCI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不仅在数量上不占优，且质量也普遍偏低。然而国内提升期刊质量的工作，却会常常陷入一个“死循环”。想要创办一本高质量的好期刊，源头在于拿到好文章。对于一本学术期刊来说，在正常的良性循环下，期刊拿到了好文章，好文章的引用多，期刊的影响因子被拉高，期刊也就能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好文章，期刊质量也就会随之越来越高。然而国内现行评价体系下，能投到5分期刊的文章就不可能投到3分的期刊上。3分的期刊只能收到3分、甚至低于3分的文章，由此形成了一个“死局”。在评定职称的硬性规定面前，单靠本土期刊的情怀牌实在太过无力。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留给国内学术期刊的优秀论文自然少之又少。那么，中国难道就没有影响因子较高的好期刊吗？中信所统计显示，2018年进入本学科领域总被引频次排名前四分之一（Q1）行列的期刊共有15种，进入影响因子本学科领域排名前四分之一（Q1）的期刊有50种。按照影响因子进入Q1区期刊数量排名，中国排在世界第5位，而排在中国之前的国家依旧是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从质量看，中国的科技期刊虽无“山”，但也有“峰”。然而处于最顶端的这些期刊往往还拥有着另一个近乎致命的问题：“借船出海”。▎“借船出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排在中国前面的始终是四个国家：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每个国家的手中都掌握着1个拥有超过100年历史，几乎可以称作是“垄断”了整个行业的出版集团。利用极佳的声誉和丰厚的资源，这些出版集团的期刊可以获得极大的关注，进而得到高质量的稿源。而国内的期刊却没有这么好的“福气”，想要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们只能另辟蹊径。以影响因子高达17.848的CELL RESEARCH（细胞研究）为例，这是一本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管的期刊，然而其出版和发行却借助英国的Nature出版集团（NPG），也就是所谓的“借船出海”。这实属国内期刊的无奈之举。因为仅仅依靠中国本土现有的出版资源，期刊很难有所发展。将SCI收录的9000余本期刊中，“出版方”（publisher）中带有“China”字段的期刊全部挑出，再与JCR2018年最新影响因子匹配发现，这123本由中国出版的期刊中，最高影响因子为9.043。33种期刊影响因子在1分以下，超过70%的期刊影响因子低于3分，另有几本期刊暂无影响因子。

至少在现阶段，“借船出海”所带来的“利”还远远大于“弊”。据业内媒体报道，这种模式赢得了国内众多英文期刊的欢迎，目前约有75%的国内英文科技期刊都是采用“借船出海”的策略，通过与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的合作，从而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如，National Science Review 同牛津大学出版集团合作，Cell Research 和 Nano Research 同 Springer Nature 进行合作，而且它们的规模都相当小。如果没有这些“大船”，其影响力将会如何？很难判断。但这终究不是长远之举。在这种合作中，跨国出版集团向中国学术期刊索要价格不菲的“船票费”，即合作费用，甚至有不少跨国出版集团以此来作为营收的增长点。然而，从版权意义上来说，这些期刊是否属于中国，还得打上一个问号。▎怎么办？学术论文和版权的外流还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危害，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没有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集群在手，根本无法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是否一流，只能由别人说了算。正因此，提升国内期刊质量的动作，在最近开始频繁地发出声响。11月28日，科技日报发布文章专题报道国家奖评审标准的改革。其中，除提名材料上的“减法”等调整外，最为“大刀阔斧”的改革当属两条：1.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取消填写论文期刊影响因子，鼓励发表在国内期刊的论文作为代表作。2.坚决遏制“SCI至上”，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将取消填报“SCI他引次数”的硬性规定，规定“他引总次数”应明确检索机构使用的数据库。将有资格提名申报国家奖的学术“大牛”们作为此次改革和政策的突破口，不得不说是一大创举。一来“大牛”们不缺SCI，只缺奖项。因此如果能够对“国内期刊的论文作为代表作”的学者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那么“大牛”们将文章投向国内期刊的积极性就将大大提高。其次，学术“大牛”们的文章质量有着极高的保障。创建好期刊的良性循环从源头上开始建立起来，影响力的提升指日可待。

今年9月，科协发布《关于组织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有关项目申报的通知》，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11月22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项目正式公布。
全国285个期刊项目入围，国家投入总经费超过2亿元。支持力度之大，在世界范围内也十分罕见。

然而这只是第一步，国内期刊需要克服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裙带关系、缺乏切实的监督和举报机制等等客观问题也切实存在。同时也应该看到，学术论文开源获取（Open Access）的大趋势为中国期刊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但无论如何，发展中国本土的优质学术期刊已是大势所趋。近几年来，我们已经逐渐被世界接纳，现在，到了唱主角的时候。

来源 | 中国科学报

来看一组数据：

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位列世界第二，但超90%发表在国外期刊；
中国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提高，但很多中文期刊获差评；
对比国际期刊的“秒回”，一些中文期刊的审稿时间长达9个月；
对比国际期刊全文刊载，不少中文期刊吝啬地将篇幅限制在8页；
对比国际期刊的专家审稿，很多中文期刊审稿人将审稿权给了在校生。
学术界不投中文期刊的原因是什么？
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最近再次出现在某知识问答平台热榜。短短两周，便吸引了180个回答，浏览量超过34万。
中文期刊到底差在哪？面对逐渐边缘化的态势，如何摸清定位实现破局？
超9成SCI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
中国期刊的生存现状是什么？
《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任胜利说，2019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超过50万篇，位列世界第二。2000年，中国SCI期刊对中国学者论文的贡献是41%，到2018年下降到7.4%。也就是说，100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国期刊上，另93篇都发在国外期刊上。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国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国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9000多种SCI期刊中，中国期刊只有241种。

科研成果不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很难让广大中国科研工作者知晓，促进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中文期刊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不言而喻。
中文期刊的现状是小、散、弱，同质化明显。小即规模小，一本期刊大约发200篇文章；散即分布散，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只有1.16种期刊；弱即影响力弱，大多出版单位只有一种期刊，很难做大做强。同质化非常严重，缺乏学科分布、学术定位的考虑。大学学报中，以大学学院命名的有519种，约占中文期刊的12%，而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的，很难体现特色。
从影响因子看，中国SCI期刊影响因子的上升幅度远远高于国际总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影响因子只代表平均论文引用，部分中国期刊为了追求影响因子的提升，大大缩减了刊登论文的总数量，减少分母大小而博取高分。
一般来说，期刊影响因子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论文数也在增加，但上述部分中国期刊为了把影响因子做高而不断减少分母，这种做法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而，中国期刊的总被引与国际总体差距依然很大。
中国期刊面临质量不高、评价导向导致缺乏优秀稿源、学术定位不够明晰等核心问题。
如何看待“差评”中文期刊的现象？
清华大学副教授崔鹏坦言，差评中文期刊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科技领域优秀科研工作者的顶级成果一般不会考虑投稿到中文期刊。以计算机领域举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术话语权不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发论文实际上希望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学术共同体是分层次的，有些是引领性的，有些是跟随性的。引领性的不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国外期刊就是最好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某些领域的中文期刊没搞好的客观原因是，我们的科技发达程度不足以支撑打造一本该领域的一流国际期刊。
二是，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要受到国际同行认可，需要国际舞台交流学术进展。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包云岗则表示，学术发表只是整个科研活动中一个环节，现在都盯着为什么差评中文期刊这件事，其实大可不必。很多时候整个链条尚未完全运转起来的情况下，仅仅看一个环节未免偏颇，因此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中文期刊上。
计算机领域，很多顶级会议获得认可，一定程度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源头就在会议上，或者来自某一个期刊，学术界与期刊、会议的互动经形成正向循环。如果哪一天中国的需求走在世界前沿，又能够在国内找到技术方案，那这些技术来自哪里，哪里就会形成新的舆论阵地。
绝大部分优秀论文流向国外，中国是否是学术全球化的受害者？
针对这一问题，清华大学副教授崔鹏认为，学术全球化，中国到底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国际期刊向中国开放，是把中国学者逼到国际舞台，逼到国际学术圈，中国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假如现在贸然禁止所有论文发表到国外，那就是变相加速了外界对中国的学术封锁。
定位不清是中文期刊发展的拦路虎
如何解决部分中国办的英文期刊，既不受中文期刊的待见，在国际上竞争也很尴尬的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王静远认为，定位不清晰是影响中文期刊发展的关键。语言是中文期刊国际化传播的劣势，大多数欧美一流学者是不懂中文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期刊的读者群体就被限制在中国。那么就必须考虑，中国的读者群体需要什么。如果不想清楚这个问题，找不准市场定位，片面办中文期刊的英文版，是无法提升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的。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高志鹏则表示，尽管可能95%的中文期刊很差，还有5%的中文期刊比较好，比如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自动化学报、通信学报等，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看还是认可的。
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李季萌说，中文期刊应该向期刊集群发展成熟的出版商学习经验，比如期刊定位。一本好的期刊首先需要做完善的市场需求分析，同时精准定位，不一定所有的期刊都要以发展成顶级期刊为目标。成功的期刊离不开一个尽职的、活跃的编辑团队。另外，要有强大的内容推广平台来增加可见性，同时在期刊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用户体验。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浥东则坦言，中文期刊到底服务于国内学术界的哪些人呢？如果一开始就把中文科技期刊跟国际顶刊相比，那是不现实的。所有的期刊，都是随着研究成果而来。国内绝大多数前沿研究成果的学者都是英文体系培养出来的，几乎无一例外。让学者再去花时间，写一个很好的中文文章，这是对科技资源的浪费。所以中文期刊的定位最重要。只有定位精准，服务好目标人群，中文期刊才有可能提升影响力。
有的中文期刊审稿需要9个月，如何破解？
中科国鼎数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鹿泽光直言，计算机领域的中文期刊编辑很难找，基本上CCF的15本会刊全都缺编辑。
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李季萌说，爱思唯尔的计算机期刊集群在亚洲有700多个编辑，这个数量显然无法满足目前的需要。所以这也说明我们需更加紧密地跟亚洲科研工作者联系起来。目前，亚太学者在期刊出版中的话语权还是不够强，所以我们也是想跟学术界一起探讨，怎么增加亚洲学者在期刊领域的话语权。
《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任胜利认为，国际上有像Nature、Science、Cell这样有专职编辑的高端期刊，但更多的还是Springer—Nature、Elsevier等大型出版社主办的以编委会力量为主的学术期刊，充分依靠编委初筛稿件或邀请审稿人等办法解决审稿这一难题。对中文期刊来说，我觉得也要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发挥专家办刊的优势。
中文期刊收版权费，因而限制了版面。一般投稿到中文期刊的论文不能超过8页，导致很多论文虎头蛇尾，是这样吗？
《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任胜利表示，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实际上，对论文篇幅和参考文献的限制也是部分期刊编辑的人为规定。有关期刊总页数也是可以弹性的，在上报期刊主管部门和邮局发行时可适当放宽某一期的页数，出版时尽量不超过上报的页数就可以。
中文期刊发展空间有多大？
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李季萌说，计算机领域出版量位居前四的出版商，IEEE、 Springer-Nature、ACM和爱思唯尔论文数量加在一起，也只占了整个英文学术论文市场的1/3，其他2/3由其他出版商或出版形式占据。从这个角度看，计算机领域并不是一个垄断的出版市场，反而是一个百花齐放，极具活力的市场，中文期刊仍有很多机会。
《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任胜利则表示，2019年我们曾做过问卷调查，从反馈发现，94%的科研工作者认为需要中文期刊，同时对中文期刊的未来表示忧虑。如果认为中文期刊做得不好，差评中文期刊，那么科研工作者的投稿意愿就会降低，造成恶性循环。但是，95%的科研工作者愿意为中文期刊做贡献，就是说中文期刊还是有潜力，可以发展好的。
抓住本土学者以破局
中文期刊如何把学术界拉回来，建立学术声誉？
中科院遥感所副研究员邬明权表示，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学者不去发中文期刊，首先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学生毕业要求发SCI，所以所有人都去发SCI，而不是去发中文期刊。学术界不发中文期刊，不是因为中文期刊不好，而是因为指挥棒的原因。
天津理工大学教授罗训则坦言，一个期刊的水平跟一个期刊的学术志愿者水平直接相关，但是学术志愿者精神现在在国内学术圈是欠缺的。有的导师会把期刊论文交给学生去审，是因为他们觉得审稿浪费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审稿质量难以保证。
而事实上，学术的互相评议，前人不传帮带，后人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升。前人不对期刊把关，谁又能当好期刊的守门人呢？
爱思唯尔学术期刊部出版人李季萌表示，中国学者一年发表很多文章，发表一篇文章背后有很多学者和出版从业者的参与和支持。要保持科研平衡，就需要大量学者贡献时间、精力。从这一点来讲，对比发表论文的数量，亚洲学者的贡献程度还明显不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王静远说，ACM、IEEE会议办得好，就是抓住了学术共同体。中文期刊如果想要办好，办成顶级，一定要抓住本土学者，发动一群学术志愿者来审稿这一点很重要。
具体如何操作？
《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任胜利说：“应该说中文期刊在学术成果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是十分重要的。很多中文期刊的作者以研究生为主，也有期刊编辑或编委调侃中文期刊就是研究生的“作业本”，也就是说研究生最初的几篇文章都是通过审稿人的审稿、把关后在中文期刊发表的。这个过程对于提升学生对研究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研究素养是很有帮助的。所谓的研究能力培养，写文章和修改文章应该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
建议青年科学家更多、更早地参与到中文期刊的建设中，如建立青年编委会或青年审稿人制度，让年轻有为的学者先参与进来，做期刊的审稿工作，提升中文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以获得广大科研人员和学生的认可。”
清华大学副教授崔鹏则表示：“每年有大量优秀年轻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这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是利好的。希望在后续科技期刊发展和建设方面，能够更大程度引入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呼吁国家做相应的政策调整，更好地运营学术共同体。”

是“未能及时市场化影响了中文顶尖期刊”吗？
我看不是“未能及时市场化”
我看是市场化过度了，才导致一些期刊没有权威，导致优秀论文不想发表在这些期刊上。

作者：第一财经记者 马晓华 林春挺

107篇中国作者的论文涉嫌造假，近日，被德国知名出版商斯普林格出版社(下称斯普林格)旗下《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杂志宣布撤回。该事件引发了中国科学界和舆论的高度关注。


这并非第一次出现论文造假被曝光的情形，2015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物集团撤销43篇论文(其中41篇为中国大陆作者);同年8月，斯普林格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64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大陆作者;同年10月，荷兰爱思唯尔出版社集团撤销旗下5本杂志9篇论文，作者亦全部来自中国大陆。


虽然，舆论高度关注，然而造假仍在继续。“今天又收到了中介公司代发、代写论文的邮件，基本每天都有。造假仍会继续的，负责造假的中介公司并没有收手，甚至不会出现一点停顿。”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对第一财经1℃记者说。


从课题申请、实验、论文撰写、审稿到发布，一条完整的造假链条充斥在医疗领域。业内人士表示，论文造假的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有关部门和单位对此设定了严格的审查程序，但因何会屡禁不止?论文造假背后存在着怎样的逻辑链条?


被撤缘由

论文造假可谓形式百出，内容、翻译、评审程序和刊登等诸多环节都容易出现问题，再夹杂上中介机构或者期刊本身的利益诉求，造假在很多时候成为一种明知的潜规则。


斯普林格近日撤回论文的事件，创下了国际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从撤稿名单来看，这107篇论文全部来源于中国作者，而作者绝大部分又来自国内各大医院。


曾参与过国内外有关期刊审稿的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放射科和介入科主任梁宗辉教授在接受1℃记者采访时说，这一次的撤稿事件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续，但造假原因相比2015年有着本质区别——论文造假不一定是假论文。


4月18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下称“中国科协”)领导与斯普林格方面进行了会谈。 中国科协称，论文因虚假同行评审问题被撤，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撤稿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责任。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斯普林格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斯普林格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斯普林格方面称，撤稿事件是全球性问题，不只针对中国作者的论文，其他国家作者的论文也存在因虚假同行评审等原因被撤稿的问题。


此次107篇论文被撤稿的原因是涉嫌同行评审造假。“所谓同行评审，是杂志社将投稿交给同行的专家进行评审，然后给出是否发表的评审意见。”梁宗辉表示。


按照《肿瘤生物学》此前规定，论文作者可以向期刊推荐评审这篇论文的合适专家。此举本是为了让细分领域的研究能有对口的专家进行评审，但这也让造假者有机可乘。


《肿瘤生物学》的知名度不是很高，影响因子为2.9，但被国内需求者选中的关键原因是，它在SCI的名录之中。这也是很多中国作者选择这家国外期刊的主要原因。


SCI有着怎样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呢?


SCI诱惑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很多人将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下称 SCI )中的期刊上，视为博士毕业、医生晋升、课题结题的重要指标。


“大家之所以选择在SCI上发表论文，是因为国外好的杂志经过同行评审，质量高，国际影响大，这会影响医院级别、课题申请以及医生评级。”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对1℃记者表示。


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中以SCI最为重要。


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作为一项衡量科研机构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很大程度上能真实反映一所高校(或科研机构)科研学者的科研水平，正因如此，SCI在中国被神化。


“人才培养是慢功夫，靠SCI文章‘激素’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拔苗助长，好看不中用。”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表示。


很多科学界人士呼吁审慎对待SCI论文，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胡大一曾撰文指出：“医生的本职工作是看病。我国近年来SCI论文数量出现了‘大跃进’。即使不是造假，也有相当数量发表的SCI论文是为SCI而SCI。”


近几年，中国科研学者在发表SCI论文数量上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2016年10月12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际科技论文产出状况》一文内容显示，2016年SCI就收录了304054篇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其中涵盖了2526篇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高水平论文。2015年收录中国科技论文为 29.68 万篇，连续第七年排在世界第2位，占世界份额的16.3%。







1987年，当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始中国科技论文统计分析工作的时候，SCI收录的中国科技人员发表论文的数量在世界上排位大致是二十七八位。到了2010 年，中国的SCI论文数已经排在世界第二位，并一直保持至今。







在2015年，发表SCI论文数量较多的十个学科中，临床医学位居第二位，为30752篇。但是18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的名单中却没有临床医学这个学科的论文。







“很多医生也许是一个临床高手，但是在研究、写论文方面，确实存在不足。但如果不发表论文、不晋升，课题、收入、身份都会受到影响，与那些临床技术不足却靠论文上位的人相比，他们自己也难受，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选择SCI发表论文这条路。”一位临床医生表示。


谁之过？

为什么此次涉嫌造假的论文主要出现在医学领域?通过医生的晋职之路，答案便可窥见。


“一步一考试，一步一论文。考试包括医学专业和英语等。从初级走到高级，除了准备好了论文，做完要求的课题，还有时间的限制，等到该升副高、正高时已过40岁，你还得准备好这场考试。”上述临床医生表示。


在中国，似乎还没有哪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如医学领域之艰难。医生一般分为住院医师(初级)、主治医师(中级)、副主任医师(副高)、主任医师(正高)，通过考试后每5年晋升一级。以五年医学本科为例，毕业时23岁，开始参加规范化培训，24岁或25岁考取医师执照当上住院医师，住院医师做满五年之后，参加晋升主治医师的考试，当上主治医师30岁左右。每做满五年，才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晋升考评。一般情况下，37岁当上副主任医师，44岁主任医师。


“从住院晋升到主治，相对容易。但从主治医师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也就是由小医生变成专家，是医生最大的职业飞跃，难度颇大。从事主治医师工作5年后可以考副主任医师，此时，你需要准备几篇SCI论文，还要申请至少2项省厅级别课题。从事副主任医师工作5年后，又要进一步晋级，就需要准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时发表几篇3分以上的SCI论文，还需要通过职称考试。”上述临床医生表示。


这条艰难的“职业升迁之路”，在国家制定的“卫生人员晋升职称条件相关规定”中，却从未出现过对在SCI期刊中发表论文的要求。


“国家从未要求医生必须发表SCI的论文，都是各个单位自己的规定。一些大学所属医疗机构、大学院校甚至要求学生在毕业时就必须要有一篇SCI的论文，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单位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一位卫生系统官员告诉1℃记者。


“其实国家这个职业晋升评定的制度是没有错的，它的目的是逐级筛选人才，错在我们的执行单位。这个制度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优秀人才，并不是强制要求所有人都需要晋升，考核制度上从来没有这样要求。如果你的综合实力达到要求，才给你这个职称和待遇。这是考核目的。但是谁也没有说你不当教授、不升副高、正高就没饭吃了。对于造假，有些单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希望把所有人都弄成‘优秀人才’。”一位知情人说。


但是现实却泾渭分明。拥有正高职称的医生与中级职称的医生之间的差别不仅仅几千元工资的差别，更多还有后续的课题经费、患者资源、社会地位等的不同，职称背后的光环掩盖了这条“升迁之路”的艰辛。


“造假论文的原因不能单纯推给制度，有的医生确实不适合做科研，只适合做临床。事实上，也有很多的医生临床做得好，科研做得也棒;做科研和写论文，又把他的临床能力提升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这需要医生付出更多。那些不愿意付出更多的医生，就开始寻找造假的路径，甚至一开始就造假。国家应该对医生的职称晋升有分类，对于研究型临床医生和纯临床的医生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否则只能让人继续造假。因为晋升评审的人不了解临床医生的情况，唯论文评审。如果让医疗机构也参与评审，情况会好一点。”上述知情人表示。


影响因子

如何进行论文造假呢?


首先，一些医药公司充当着论文造假中介的角色。


一家拥有小型实验室的生物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从事着论文中介的工作。他向1℃记者详细介绍了一篇论文的诞生。


“我们主要是做SCI论文，在中国期刊发表论文不好做，我们一般不接在国内刊发的业务。SCI论文是根据影响因子来收费的，分值高的收费会贵些，最好可以发到6分到10分。10分以上发比较困难，因为10分以上的实验课题，需要做很多实验，然后对文章质量什么的要求都很高，投稿也比较困难。10分以上的对文章的新颖度要求也高。10分以下的，我们做的比较多，有经验，出实验方案什么的都很快。根据不同的课题，实验费用也不一样。我们目前6分以下的实验课题代写代发，收费标准是2.5万一分。我们属于生物医药公司，自己有小型实验室，大型的实验还是要跟其他实验室合作。做实验的人，一般都是一些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并且是有过临床经验的。我们公司有专门的学术部门写论文，她们都是顶级医学院的科研人员，而且现在有专门的实验设计团队、翻译团队、期刊研发团队、修稿团队。我们每个月录用的分值大概会达到100多分，每个月大概 有30个到40个录稿，肿瘤的文章占比最多。”这家负责对外联系的工作人员表示。


上述临床医生表示，“这些中介很多都是生物医药公司，写论文的都是医学类博士，他们捎带着就干的生意。政府有关部门根本无法去查，也没有部门去管理这个。”


所谓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出品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的一项数据。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JCR year)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影响因子现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它不仅是一种测度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的指标，而且也是测度期刊的学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国内一窝蜂发SCI的文章，很多论文从设立课题就走向造假，让中介介入写标书帮助申请课题，做实验，写论文。拿到课题后，经费中按比例给中介。最可怕的是，这些中介为了省钱，根本不做实验，直接拿别人的数据用在论文中。对于那些不懂英文，自己做了实验，写成论文，让他们帮翻译和润色来讲，这个造假方式最彻底。”上述临床医生表示。


在他看来，国外杂志一般比较严谨，他们要求作者找审稿人，越是熟悉的审稿人，把关越严，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审稿人会觉得是一种对自己的侮辱。但是这在中国，却成为了一个空子。


“自己找审稿人，留自己的邮箱，杂志抽查时，会把相关的问题发给审稿人。而在中国，收到这种问题邮件的却是作者本人。这些都不算什么，只不过是程序上的问题，重要的是论文数据造假，很多人自己在编数据、抄数据。”一位业内人士告诉1℃记者。


能够让这些假论文畅通无阻，也与当前的职称评审流程有关。


“医院、卫生部门没有职称评审的决定权，这些论文、课题资料申报等资料都只是从医院、卫生行政部门走一下流程，最后评审权在人事部门，他们对医生的临床实力根本不了解，只看这些资料。而评审过程，也存在评审专家是否是熟人的因素。”上述卫生系统官员表示。


这条因为职称诱惑带来的造假之路，或将改变。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新的方向，从健全评审体系、优化评审条件、完善评审标准和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工作，不再将论文、职称外语等作为申报的“硬杠杠”。职称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件，对论文、科研不做硬性规定，可作为评审的参考条件，引导医生回归临床。


在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看来，“职称本应该取消，在无法取消的现在，大多数医院重临床轻论文是应该的。但是，在教学医院，情况就不一样了。目前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职称晋升的条件远远高于其他医院，中级升高级必须有多篇SCI文章。反过来说，职称本身就没有可比性，一个县级医院的主治与协和医院的主治，能力是不一样的。作为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和省部级以上的医院应该把科研搞好，是科研的领头人，让一个县级医院的人去科研，是不合适的。职称晋升英语考试的问题，英语原本是自觉获取最新医学知识的一个工具，现在反而是强制性考试，不必考试;我们应该废职称重经历。”


翻译润色

研究成果出来了，想要发SCI文章，需要有足够高的英文水平，但对于很多人来说，用英文写论文并非易事。


这催生了大量论文润色中介机构。作者将自己写好的英文文章或者中文文章，交给润色机构进行语言修改，把中式英语或者中文改为地道的英文。这一过程当然要收费，也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如果想要收到更多的业务和费用，那就需要向作者做出承诺：保证论文的发表。


据业内人士介绍，为了能够保证论文的发表，中介机构发现同行评审允许推荐专家，于是就出现了专家造假的情况。在虚构专家被撤稿后，中介机构转而采用真实的专家，但虚构了专家的联系地址。


斯普林格承认，目前尚不知道此次被撤稿的论文作者是否知晓造假行为。 “我认识的一位医生这一次有篇(论文)撤稿，他自己感觉很冤枉。”梁宗辉对1℃记者说，“因为文章内容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是润色了语言而已，他自己不知道代投稿的人在同行评议造假。”


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被撤论文作者单位在2015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提供国际论文服务的中介机构多以“语言公司”的面目在网络上出现。表面上，他们是为英文水平不高的科研人员进行论文润色，实际上却提供从虚假同行评议、代投到代笔的“一条龙”服务。 上述机构网罗了不少同时具备较强专业知识和较高英语水平的人充当“枪手”，根据服务项目的不同向顾客索取几千到数万元的费用。除了“守株待兔”，中介机构还会根据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提供的作者信息情况主动出击，给“具有国际论文潜力”的论文作者发邮件，寻找潜在客户。


“(我)经常接到类似的邮件，基本上都删除了。”梁宗辉说。他向记者提供的他至今保存的邮件内容显示，一家名叫MedSci的中介公司称，它的服务内容包括：研究方案设计;数据统计分析;语言服务;内容服务;文章投稿;专利代理;定制服务;量身定制等等。其收费标准是，预存款一次性满5万元，可享有预存额度内服务95折。


“好多SCI刊物已经开展了此项(语言润色)服务，大赚中国人的钱。”梁宗辉说，这些机构主要根据文章发表的影响因子收取费用，高者数万元。“我的一篇小文章被国外的非SCI期刊录用，版面非要一千多英镑，我就撤稿了。”


代写中介

过去一周，1℃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受上述事件影响，部分论文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声称“很难展开业务”，但这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实质性冲击。


自称是“中国领先的专业科研与临床学术服务提供商”的Pubmedin便是其中一家。该公司官网显示，Pubmedin是由北美地区华人教授联合国内外行业人脉创办的服务于医生、教授等以科研合作为导向的品牌，汇聚来自全球著名高校100多名医药、生物专业博士团队的雄厚学术力量。


该机构自2008年4月成立以来，截至2015年，已服务70多个细分学科的20000多名客户。目前，Pubmedin主要提供科研教育培训、SCI学术论文发表支持、论文写作指导、学术会议支持、产品学术推广等。


Pubmedin还称，公司将继续凭借卓越的学术团队和技术优势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一站式”科研学术服务，杜绝任何杜撰，伪造数据、买卖论文的行为。


然而，当1℃记者以有发表医学论文需求的医生身份向Pubmedin的论文顾问邓先生询问时，对方表示，公司的服务主要有两种：一种帮助客户实现论文发表;另一种是给客户提供论文定制和转让。


也就是说，如果客户本身拥有初稿，但苦于没有找到相关渠道发表等原因
Pubmedin可以帮助客户实现论文发表。而如果客户没有初稿，Pubmedin则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帮助客户制定或转让一篇现成的论文。


“我们一年可以保质做20篇。”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邓对记者说，“安全第一，细水长流。我们这些国外的人手上有材料就做，国内的人有需要就转让。”


Pubmedin仅是国内论文中介公司中的一个。邓表示，类似的中介公司在中国“数不清楚”，但是出事的一般都是大公司，因为大公司往往会追求数量。


邓说，他们公司根据论文服务质量，发表在SCI期刊上的论文价格分别为7.5万元、9.5万元、11.5万元和13.5万元。


当1℃记者向其询问Pubmedin帮助客户“一站式”操作论文会不会被所发表的期刊发现时，从事该行业已有8年的他很自信地说：“不会，根本不知道。知道了还怎么操作?”他解释说，这个行业已经存在至少20年了，如果期刊知道中介公司如此操作，他们这些中介机构“一天都活不下来”。


与邓不同，微信名叫做“医学编辑”的朱编辑显得更加神秘。“不好意思，我们公司不对外提供简介。”朱对1℃记者说，“需要什么可以直接说。你满意了我们就合作，你付钱我们办事，其他事我们互不干涉。”


朱此前公布的一则推广信息显示，他们可以做到“多篇科技核心过稿转让，秒换作者”。在价格上，朱表示，如果客户想让论文发表在一些影响因子相对较高的期刊，每篇收费在18万元左右。


在一家名叫“小木虫”的网站上，可以能看到“长期推荐发表国外SCI”、“代写论文”、SCI论文英语深度修改润色(包至发表)等广告。


通过小木虫，1℃记者联系到了一家自称是“青年博士团队长期推荐发表国外SCI、EI期刊”机构的王老师。与邓和朱不同，王只做论文代发业务，且所发论文主要在一些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王解释说，和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不同，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不好走关系稿”。


王向1℃记者提供他所服务的公司的官网显示，该公司“在学术领域与出版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知名的学术服务专业咨询公司”。他向记者表示，如果想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他可以通过“关系”联系到一家位于拉美国家的期刊，代发价格为2.4万元。


打造中国的SCI

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近日公开发表文章《应该尽快公布“掠夺性期刊”黑名单》。“斯普林格在声明中说，107篇文章都没有支付文章处理费用，那杂志有没有收取版面费呢?杂志迄今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换句话说，第三方机构向作者收取了高额费用，难道他可以一分钱不花就能把这些论文发了?”江晓原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不管怎么说，像《肿瘤生物学》这样的杂志，应该列入掠夺性期刊黑名单。”


江晓原说，“大量‘掠夺性期刊’在中国赚很多钱，但是又不尽到审稿义务，目的就是为了盈利，这种杂志就应该列入黑名单”。据江晓原计算，“《肿瘤生物学》杂志每月出版一期，我随机考察了2016年的第1期，它发表了150篇文章，共计1378页，请问谁见过这么厚的杂志?”该杂志官网显示，在2010—2016的6年间，该杂志总共刊登了5380篇论文，据权威刊物揭露，该杂志刊登每篇文章收取的“版面费”是1500美元。江晓原分析，按照上述“版面费”价格估算，这6年它的“版面费”收入超过8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


江晓原建议，有关部门有必要组织调查，公布一份国外“掠夺性期刊”黑名单。中国作者在“上榜”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算作学术成果，所付“版面费”不得在科研经费中报销。


“掠夺性期刊”黑名单制度也许可行，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需要建立起自己的SCI。


目前国内有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1)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2)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3)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4)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7)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但是中国的期刊在SCI中的很少，我们应该着力提升中国期刊的实力。现在中国人费那么大力气发到国外的期刊上，自己想看时，还得再翻译成中文来看。”业内人士告诉1℃记者。


提升中国期刊的实力，已经在着手实施。


“中国科协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着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流科技期刊。从2016年起实施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推动一批科技期刊攀登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高峰。已经有第一批16家杂志列入了杂志升级计划中，每家杂志补贴250万元。剩下几批也将启动。”中国科协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孟令耘对1℃记者表示。


2016年12月9日，中国科协公布了第一批提升的名单。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提高一批重要学科领域英文科技期刊提升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在学科国际排名中进入前列，成为了一个任务。


孟令耘表示，中国科协将采取“以奖代补、定额资助”的方式，重点支持一批学术质量高、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的英文科技期刊，创办一批代表我国前沿学科，或能填补国内英文科技期刊学科空白的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激发我国科技期刊品牌建设和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引导国内优秀科研论文在国内科技期刊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