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数十年失败的临床试验和持续令人沮丧的肺癌生存结果后，2010年代为饱受争议的肺癌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治疗进展势头强劲，最终在2010年代中期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过去5年的进展数量超过了在此之前50年的所有进展。
2020年后，肺癌研究和治疗继续飞速发展，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十年肺癌研究有何进展。
手术
在2010年，全世界外科肿瘤医生越来越多使用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VATS），以管理早期肺癌，很多癌症中心如今偏爱这种微创手术而不是开胸术，以降低手术致病率。多项观察性研究和荟萃分析显示VATS肺叶切除术比开放肺叶切除术具有更少术后并发症和更佳的短期和长期生存。然而，一直没有支持VATS优势的大型随机试验的数据，直到英国VIOLET研究，在早期肺癌患者中比较VATS和开放手术术后临床结局的史上最大的随机试验。
2019年尾，VIOLET研究人员报道VATS肺叶切除术患者比开放肺叶切除术患者具有更少住院期间并发症(32.8% vs. 44.3%; p = 0.008)和更短的住院时间(4 vs. 5 days; p = 0.008)。重要的是，这些获益在不牺牲早期肿瘤学结局 (即 R0 切除率或淋巴结升期)或增加术后初期严重不良事件的条件下取得。患者报道的疼痛、生活质量和术后一年复发的结果仍在等待中。
鉴于立体定向消融放射治疗在治疗不能手术的肺癌方面的成功，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立体定向消融放射治疗是否可以在早期疾病中替代手术。
一些癌症中心探索了其他技术，以进一步降低手术侵入性，包括肺段切除术、单孔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和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带给人有希望的成功信号。
放疗
对于不适合手术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立体定向消融放疗(SABR)是一种替代方案。美国放射肿瘤学会和欧洲放疗和肿瘤学协会发布指南，使非手术候选人或拒绝手术的淋巴结阴性肺外周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立体定向消融放疗实施标准化，巩固这种程序取代传统外放射治疗作为标准护理的地位。有鉴于其在不能手术的肺癌治疗方面的成功，有关立体定向消融放疗能否替代早期肺癌手术的研究仍在继续。两项大型随机试验联合肺癌试验联盟稳固伙伴试验(NCT02468024)和退伍军人事务部肺癌手术抑或立体定向放射治疗(VALOR)试验过去五年内启动，以在可手术的I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比较立体定向消融放疗和手术。
基因检测
21世纪初肺癌驱动基因的发现和靶向这些突变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初次研发尝试之后，肺癌治疗领域向作为精准医疗基础工具的基因检测张开怀抱。2013年，首次引起注意的对基因检测的支持出现，美国病理学家协会、国际肺癌研究协会和分子学病理学家协会联合公布指南，建议针对全部晚期腺癌患者的原发肿瘤或转移灶的EGFR和ALK分析，不管临床风险因素如何。2018年，这些协会增加指南内容，覆盖ROS1, BRAF,MET, RET, HER2及KRAS，强调靶点和目前能提供的肺癌靶向治疗的范围广泛。
美国肺癌突变联盟的研究优雅地举例证明驱动突变筛查作为非小细胞肺癌标准诊断检查的一部分的重要性。进行针对10个肺癌驱动基因的基因型分析的733名腺癌患者中，64%的人隐藏一个可靶向的驱动突变。值得注意的是，携带肺癌驱动基因的患者进行靶向治疗后中位OS为3.5年，没进行靶向治疗的话，中位OS为2.4年，没携带驱动突变的患者中位OS为2.1年。一项由法国合作胸部团体在法国开展的研究有17600名以上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入组，随后报道类似的发现，支持基因检测的临床获益和预测效用。
系统性治疗
2010年，预期只有约20%的肺癌患者初诊后能活五年，主要因为肺癌已到了晚期。而且，只有两种靶向药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针对仅一个驱动突变EGFR。2020年，近20种新药剂（靶向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抗血管生成药物）为肺癌治疗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总生存率开始缓慢往上爬。2016年，5年总生存率达23.5%，预期会继续往上爬，因为新型治疗初次引入以来活过五年的患者增多。
靶向治疗
21世纪10年代，肺癌研究领域加紧靶向治疗研发步伐，推出针对新肺癌驱动基因的药剂，也迭代推出更强效的药剂，提高壁垒防基因耐药性。
自15年前EGFR敏化突变的识别以来，反映三代研发的五种一线EGFR靶向药面世。其中最新的，奥希替尼，一跃成为世界上多个地区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领跑者，基于疗效和安全，取代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吉非替尼和达可替尼成为优选标准护理。这主要是根据III期FLAURA试验结果，对比奥希替尼和厄洛替尼或吉非替尼，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 18.9vs. 10.2 个月; p <0.001)和中位总生存期 (38.6 vs.31.8 个月; p = 0.046)显著改善，同时毒性反应更低，中枢神经系统进展频次减少，进展后结局改善。
有一系列类似的治疗方法目前为ALK基因重排患者存在，包括第一代ALK TKI克唑替尼；第二代药剂塞瑞替尼、阿来替尼和布加替尼；以及第三代药剂劳拉替尼。支持劳拉替尼获批用于二线或后线ALK阳性肺癌治疗的II期研究中，此前接受过至少一种ALK TKI治疗的患者客观反应率达47%。值得注意的是，具可丈量脑病灶（基线水平）的81名患者中，劳拉替尼的客观颅内反应率达63%，中位药物反应持续时间为14.5个月。
ROS1基因重排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抑制剂2016年进入视野，克唑替尼获批用于ROS1阳性肿瘤。后来，恩曲替尼获批用于ROS1阳性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基于三项持续的I期和II期试验(ALKA-372-001,STARTRK-1, and STARTRK-2)的综合分析。分析显示77%的ROS1融合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恩曲替尼治疗后出现客观反应，且中位药物反应持续时间为24.6个月。
前几年其他获批用于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治疗包括针对BRAF V600E突变阳性肺癌患者的达拉菲尼/曲美替尼，以及针对缺乏可行治疗的隐藏NTRK基因融合的患者的拉罗替尼和恩曲替尼。
免疫治疗
2015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引入在肺癌治疗树立重要的里程碑。当时，在针对经过治疗的鳞状细胞癌和非鳞癌非小细胞肺癌的随机试验中，与此前标准治疗多西他赛对比，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单药治疗每种都证明了延长生存期约两到三个月的能力。成为二线或后线治疗后，把免疫治疗升级为一线治疗的努力迅速升级，还有肿瘤PD-L1表达检测的常规化，肿瘤高表达PD-L1，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疗效似乎更显著。帕博利珠单抗第一个实现这种新突破，在PD-L1高表达(≥ 50%) 患者中，中位PFS和OS优于铂类化疗药组(10.3 vs.6.0 个月; p <0.001)。自那时起，不管是针对PD-L1高表达肿瘤的单药治疗，还是不顾PD-L1表达如何都联合化疗的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前线应用如今变成缺乏驱动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标准护理，后续还要继续免疫治疗至少两年，以求药物反应维持。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突破并未就此止步。度伐利尤单抗在不可切除的III期非小细胞肺癌中首先确立新标准护理，基于化疗后作为巩固的免疫治疗应用（与安慰剂相比）显著延长OS (2年 OS: 66.3%vs 55.6%; p = 0.005)和PFS(中位: 16.8 vs5.6 个月; p <0.001) 的证据。2018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取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方面的进展，联合卡铂/依托泊苷时，阿替利珠单抗是第一个显著延长中位OS的，与卡铂/依托泊苷单药治疗对比(12.3 vs.10.3 months; p = 0.007)。
抗血管生成治疗
2014年，在2006年获批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贝伐珠单抗之后，雷莫芦单抗成为第二种进入非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的抗血管生成药剂。VEGFR-2抑制剂的授权基于III期REVEL试验，有1200名以上一线铂类化疗药治疗期间或之后疾病进展的鳞状细胞癌和非鳞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入组，接受多西他赛和雷莫芦单抗的患者的结局优于接受多西他赛和安慰剂的患者，反映在中位OS (10.5 vs.9.1 个月; p = 0.023)和中位PFS(4.5 vs.3.0 个月; p<0.0001)上。
支持性/姑息治疗
针对非卧床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早期姑息治疗的重要性2010年得到注意。有151名患者入组的随机试验中，与仅接受标准肿瘤护理对比，早期姑息治疗和标准肿瘤护理相结合的众多获益包括，更佳的生活质量（采用《癌症治疗功能性评量-肺量表》） (98.0 vs.91.5; p = 0.03)、更少的抑郁症状(16% vs. 38%;p = 0.01)、更长的中位OS (11.6 vs.8.9 个月; p = 0.02)，尽管积极临终治疗的可能性更低(33% vs.54%; p = 0.05)。经后来的研究证实之后，目前建议全部晚期肺癌患者把同时进行的姑息治疗作为标准疾病管理的一部分，与积极治疗同步进行。 | 
